1939年1月16日，根據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為加強黨對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周恩來為書記。作為中央派駐重慶的秘密機構，南方局領導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組織開展艱苦卓絕的斗爭，為新中國成立作出了重大歷史性貢獻。其間培育形成的偉大紅巖精神，是我們黨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剛柔相濟、鍥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南方局領導下的地區遠離黨中央，遠離八路軍主力，而且國民黨當局控制嚴密，日軍、偽軍勢力強大，工作環境險惡，敵情錯綜復雜。共產黨人以剛柔相濟、鍥而不舍的政治智慧，駕馭局勢，化危為機，轉危為安，奪取勝利。

　　皖南事變后，國共關系瀕臨破裂，周恩來處亂不驚，奮筆疾書“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寥寥25字，卻將事變真相巧妙大白于天下。其高超嫻熟的斗爭藝術，令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亦為之贊賞。之后黨中央數次電示周恩來“迅即回延”，周恩來等冷靜分析，鑒于向國民黨頑固勢力展開政治進攻的需要，決心堅守陣地，爭取時局好轉，表示“我要堅持到最后”，終獲黨中央同意，并最終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為了國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以“彌天大勇”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在43天的重慶談判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持底線思維，處處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同時靈活應變，適當作出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通過國內外輿論聯動、情報統戰互動、軍事政治配合，中國共產黨在這場非對等談判中，迫使國民黨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各民主黨派中擴大了影響。

　　“出淤泥不染”的政治品格。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是做好國統區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堅強保障。“出淤泥不染”的政治品格是蘊含于紅巖精神中極具品格魅力和道德特質的精神光彩。在國共談判中，針對蔣介石提出的把共產黨納入“一個大黨”的“溶共”企圖，周恩來嚴正指出，共產黨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并于其他任何政黨，堅決保證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

　　在群眾工作上，南方局根據中央“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和國統區實際情況，要求黨員要實行“三勤”（勤業、勤學、勤交朋友）和“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當時的川東特委書記廖志高就職于重慶稅務局，組織部秘書榮高棠在電力公司工作，更多的黨員則深入城鄉，扎根群眾，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密切聯系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團結群眾和服務群眾。

　　在作風上，則是在國統區這個“染缸”中經受住燈紅酒綠的考驗。1940年，上海廣大華行的盧緒章秘密接受周恩來指示，為黨籌集經費。此后他忍辱負重、不計個人得失，為黨籌措了多少經費，已無法準確統計，僅在1949年與華潤公司合并時，就一次上交資金200萬美元以及廣大華行的全部資產。但誰也沒想到，這位出入豪門、揮金如土的“大富豪”，貼身襯衣卻打著補丁。當年，戰斗在國統區這一特殊環境中的共產黨人，無論是錢之光、潘梓年等身在紅巖，還是沈安娜、黎強等深入虎穴，或是盧緒章、肖林等鏖戰商海，他們始終堅守共產黨人的本色，保持了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以誠相待、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統一戰線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之一。在國統區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以誠相待、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是蘊含于紅巖精神內聚力的生動體現。

　　周恩來經常告誡，應該在千軍萬馬中敢于與人家來往，說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學習，團結最廣泛的人們一道斗爭。他自己甚至同有過“宿怨”的原國民黨中統總干事張沖“由公誼而增友誼”，在兩黨合作中“推誠相見，絕未以一時惡化，疏其關系”，留下了一段“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佳話。南方局經濟組組長許滌新，主要從事對經濟實業界的統戰工作。由于國民黨的造謠誣蔑，許多資本家對中共有很深的隔膜。在遭受了無數次的白眼、冷落和敵意的“送客”，他仍堅毅地一次又一次遞進名片，慢慢取得較開明資本家的信任，建立起了友誼，從而深入重慶工商界，團結了一大批民族資本家。

　　以周恩來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還放眼世界，廣交朋友，連起了中國共產黨與國際社會溝通的橋梁。其中周恩來與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的交往和友誼最是膾炙人口。1942年初卡爾大使離任時，《新華日報》連發三文為其送行。臨別登機時，卡爾高舉周恩來贈給他的共產黨軍隊繳獲的日軍戰刀，預言周恩來和他代表的政黨最終將在中國獲勝。

　　善處逆境、臨難不茍的英雄氣概。在國統區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善處逆境、臨難不茍的英雄氣概是紅巖精神的真實寫照。周恩來就是這一方面的表率。1940年，面對日機對重慶的又一輪狂轟濫炸，他站到被震壞的八路軍辦事處大樓前，堅定地對大家表示，日寇企圖用轟炸來摧毀我們的抗戰意志，迫使我們屈服投降，但我們是炸不走的。并特意和鄧穎超在震壞的墻壁前合影留念，以示決心。皖南事變后，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捕、殺、討、扣”，周恩來更是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莊嚴宣告，要作最壞的準備，要準備犧牲；要犧牲，我們一起犧牲。

　　南方局領導、培育和影響下的廣大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同樣秉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成為紅巖精神的堅守者。1940年3月，中共川康特委書記羅世文被捕后，拒絕國民黨高官厚祿等誘惑，給黨寫下“決面對一切困難，高揚我們的旗幟”的最后留言，從容就義。中共鄂西特委書記何功偉在獄中錚錚鐵骨，犧牲前慷慨表示“熱血似潮水的奔騰，心志似鐵石的堅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為保衛真理而抗爭”。還有重慶解放前夕犧牲在渣滓洞、白公館的以許曉軒、江竹筠、王樸、陳然等為代表的革命英烈，臨難毋茍免，以身殉真理，用熱血和生命實踐和詮釋了偉大的紅巖精神。